接受教育的同时，也在离家人越来越远

2017-03-21 张芸纸城

编辑/日京川

对话Conversation

自二十五岁那年携《白牙》一举震惊文坛后，如今的扎迪·史密斯（Zadie Smith）俨然成为英国青年一代作家的代表，她被推举为“种族、年轻、女性”的代言人。2003年，她被权威文学杂志《格兰塔》选为20位最佳青年作家之一。你会越来越发现，扎迪·史密斯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各大媒体和时尚界争相合作的对象。

在她的小说《西北》中，扎迪以丰富的语言表现力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伦敦西北区的生活场景，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交织在一起。——据说没有人比扎迪更熟悉当下伦敦中下层人民的生活，也没有人比她更富有表现力。那些往往沉重的话题在扎迪•史密斯笔下却显得轻松、另类，甚至饶有趣味。

然而，除了出众的写作能力，她还是一个敢言善论的批评家、一个流行文化的关注者、一个针砭时事的通讯作者……简言之，你绝不能简单地用她的小说去定义她。

他者的创造性

您自己有过这身份认同的焦虑吗？

史密斯：没有。我不是那种经常思考“我是谁”或“我不是谁”的人，虽然我塑造的人物时常受困于其中。我可以说我自己是英国人、黑人、女人，这些是客观事实，但这些事实对我起不了太大帮助，不能教会我怎么在这个世上生存和立足。我觉得“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立足”才是更基本的、超越“你是谁”的存在问题。

当一个别人眼中的他者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？

史密斯：我向来认为，人活在世上是不容易的。各人有各人的难处。但这些难处通常源于感觉自己被人误贴标签，感觉别人不了解自己或了解得不够，换言之，问题总是由外而来，加诸你身上，而不是你本身所有的。就我自己来说，我想我总是怀着一种好奇，想知道自己可能是个怎样的人。

小说《西北》企鹅版

小说《美》企鹅版

在您的小说《西北》里，主人公利娅是她工作团队里唯一的白人，这令我想起《美》里面的琪琪，在和她丈夫的朋友、同事聚会时，察觉到自己是众人中唯一的黑人，因而感到不自在。这种隔阂，似乎是您小说要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？

史密斯：绝对是。我认为，当人们在一个环境里感到不自在或无法完全融入时，那提供了一个可发挥的创造性空间。当你和一个环境完全融合、在里面如鱼得水、没有丝毫距离感时，你不大会对很多东西提出质疑，一种怠惰会在头脑里油然而生。只有当你置身于一个与你不相容的环境时，比如白人在非洲，当他们第一次发现或体验到自己是少数族裔时，那常常会引发相当有趣的思考，是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一种有益的心态，让人对事物、对现实更投入。

出身与背叛

小说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娜塔莉/凯莎，竭尽全力挣脱她原本的出身，可她的成功，在她的家人眼中却被视为某种背叛。您觉得，这是想要出人头地者经常会面临的两难境地吗？

史密斯：据我的观察，以纽约为例，在很多新的华人移民家庭中，有一个突出的现象，子女一辈融入美国的生活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并在事业上取得不小的成就，但他们的父母依旧保持着他们刚来时的状态。他们可能不讲英语，对他们而言，不仅与自己的祖国分离，也和他们的子女分离，这是一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难想象的经验。在你接受教育的同时，却和你的家人离得越来越远，甚至变得像陌生人，这种境况，想来是匪夷所思的。从父母的角度讲，这是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，他们为了孩子的前程而献出了自己与孩子间的纽带。这不是一种容易相处的关系，我觉得这里面藏着几分动人而哀伤的味道。

的确，这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别的小说里，比如伊丽莎白·斯特劳特的新书《我叫露西·巴顿》（My Name is Lucy Barton），讲一个家境贫寒的姑娘长大后成了知名作家，但与家人的关系疏离紧张。

史密斯：我知道，我等不及要读这本书。诚然，几乎每个工人阶级背景出身的作家身上，都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狄更斯式的故事。当你积极投入创作时，你与你的家人从根本上分道扬镳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的父亲从未读过我的小说，这是一种颇耐人寻味的感受，不一定就是残酷无情，只是你不可能、没有办法建立那座联结的桥梁。

女性与选择

在小说里，利娅和娜塔莉相信，大家都认为她们应当生儿育女，娜塔莉按人们的期许照做了，而利娅始终犹疑不决，这一分歧给她们的友谊蒙上了阴影。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普遍的认为女性应当为人母的观点？

史密斯：在这点上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，当一件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讲不可避免的事，转变成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，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时，是怎样的情形，这是我想探究的。千禧一代的女性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变得可以有选择，这理当被视为一种解放和自由，我同意。可另一方面，生活里有很多东西，选择并不是最重要的。很多时候，当你有权利选择一样东西时，你可能不会接受它，但那不表示这样东西没有价值或意义。在我这一代女性的身上，引起我兴趣的一件事是，她们会互相倾诉：“我想不好到底要不要小孩，因为我还没决定，所以暂时不能要小孩。”生儿育女仿佛成了一件主动去争取和渴望的事，这实际是一个脱离历史语境的想法。

当母亲的人不一定内心真的想要小孩，但孩子就是来了。这不是一个你想不想要的问题。当你把这个问题变成一种选择时，那给人感觉其实是下策。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些调查研究表明，有孩子的人比没孩子的人过得凄惨，这其实是在挑战我们对人生的认知，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是追求时刻的快乐、永恒的快乐，还是别的，是某些注定要发生的东西。所以我关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上去讨论“要不要小孩”的问题，而是当一种生物本能被重新包装、以选择题的形式呈现时，那会出现什么情况。我不相信人活在世上可以挣脱一切束缚，人生不是将万事自由化，人生中存在某些限制，什么样的限制是不可通融的呢？

小说中的娜塔莉对自己的人生有十分清楚的规划，什么时候做什么，包括什么时候生小孩。这是不是女人的某种特质，对时间格外敏感，由于女性本身特有的生物钟的关系？

史密斯：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，但与此同时，女人亦有一种强大的自欺欺人的本领。比如我的朋友中，有比较晚生小孩的女性，你若问她们，你可意识到，等你女儿十六岁时，你都五十八岁了，她们会震惊不已，不敢相信，可这不过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呀。在对时间的认识上，女人有时会忘记这些最基本的事实。一种故意的自欺欺人。我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震惊，虽然我明知那是事实，但从别人口中讲出来，还是觉得讶异。所以我猜，我想必有某种强大的本领，能够每天逃避承认时间的存在——这个我人生最基本的事实。

写作的音乐性

您年少时好像曾有过想当舞蹈演员或歌手的志向，那么，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从事的是写作？

史密斯：我并没有真的想成为舞蹈演员或歌手。我喜欢私下里唱歌跳舞，但我讨厌表演，只要一登台，舞台必然被我搞砸。我非常怯场，不喜欢在人前表演，那太叫人紧张和难受。我向来更专注的是读书和看电影。我的弟弟是演员，通过他，我能清晰地想象出演员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。做演员太无力，那不是我想要的，对我有吸引力的往往是我能掌控的东西。虽然歌唱和舞蹈是我的爱好，但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，那是需要遵从指示的活动，而我不愿意那样做。

从个人爱好的角度讲，私下里的唱歌跳舞，对您的写作有所助益吗？

史密斯：有，这三者有相通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们家的每个成员都有很强的节奏感，虽然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同，但都可归结于节奏和模仿。或者说，我们都有灵敏的耳朵。一双灵敏的耳朵，可以有助于你唱歌、演奏乐器、讲台词、说笑话、写作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种才华，一种散布在不同领域的相同的才华。

扎迪·史密的两个弟弟都是饶舌艺术家。儿童时期她喜欢跳踢踏舞，少年时期她曾经考虑过在音乐剧当演员。大学时期她作为爵士乐歌手挣钱。

可否请您展开说一说写作中的节奏感？

史密斯：就写作来讲，有一双灵敏的耳朵，意味着知道准确的调子、准确的进度，甚至是落在纸上的准确的形象。就像跳舞时，我一边听着鼓点，一边知道身体该放在哪个位置，写作也类似。

我想起以前采访科尔姆·托宾，他也格外强调节奏是他创作的关键。

史密斯：对，托宾是一位非常注重节奏和韵律的小说家，他也是个大乐迷。很多作家，甚至文学评论家，像著名的詹姆斯·伍德，在音乐方面也颇有造诣。我觉得，当作家，可以有许多软肋，比如缺乏对人物内心的洞察力、不幽默风趣、不懂情节为何物，这些不足，不是一个作家的致命伤。但假如你没有一双会听的耳朵，你就无法入门。在我看来，那是写作唯一不可或缺的要素。

科尔姆·托宾，爱尔兰小说家，评论家。2011年，英国《观察家报》将其选入“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”。

这很有意思，因为事实上，无论写作还是阅读，都是无声的活动。

史密斯：的确，但每当我翻开一本书时，我能立刻听到里面的声音。对我而言，情节合不合理，是其次的、表面的东西，我用听去判断一个人会不会写作。这包含了音乐性的问题。

您也给《纽约书评》等杂志撰写评论和散文，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会互相影响吗？

史密斯：非虚构写作要求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，让人满意。虚构性的作品则有更多矛盾和不确定，更多想法藏而不露。另外，对我来说，撰写评论或散文是一件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工作，那可以增添我的自信心，表示我在工作上有进展。创作小说的困难是，那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，有时会在一个地方卡住很久，这很令人受挫。相比之下，写评论比较容易让我有成就感。

本文由出版社授权，节选自《使馆楼》-<扎迪史密斯专访：扎迪·史密斯谈种族、女性与文学创作>

《使馆楼》

（英）扎迪·史密斯/著

/黄昱宁/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2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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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